■法评历代奇案·战国时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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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爱才的秦王而言，这可谓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”。对韩非来说，却是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

□何能高

韩非（约前280—前233年），战国末期韩国（今河南新郑）人，著名思想家，法家代表人物，被后人尊称为韩非子或韩子。因所著《孤愤》《五蠹》等书深受秦王嬴政激赏，受命出使秦国；后因遭同学李斯等人谗言，被秦王下令关入大狱定罪，最终死于毒杀。

一代名家

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，与秦国丞相李斯同为荀卿（荀子）的学生。韩非认同荀子“性本恶”理论，认为人的本性“好逸恶劳”，需以法律制度约束民众，通过施刑实现“禁奸于未萌”——在他看来，实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。他未囿于儒家理论，而是融会贯通黄帝、老子的道家学说与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，提出朴素的矛盾论，进一步发展了黄老“不尚繁华、清简无为”的思想，成为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

韩非有口吃的毛病，不善言谈，却擅长著书立说。其同学李斯自愧学识不及韩非，内心对他既敬佩又嫉妒。韩非目睹韩国日渐衰弱，痛恨执政者不修法制、不图富强、不任贤能，只重夸夸其谈的游说之士，遂屡次上书规劝韩王安，希望他励精图治、变法图强，却被韩王安置若罔闻。

悲愤与失望中，韩非考察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，写下《孤愤》《五蠹》《内外储说》《说林》《说难》等十多万字的经典著作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闪耀光芒的法治思想。

韩非在《扬权》中提出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；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”；在《主道》中强调，道是万物的本原、是非的准则，国家不应由贼臣奸臣当道，而应“散其党，收其余，闭其门，夺其辅，国乃无虎”；在《显学》中明确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夫有功者必赏，则爵禄厚而愈劝；迁官袭级，则官职大而愈治”；在《外储说右下》中指出“治强生于法，弱乱生于阿，爵禄生于功，诛罚生于罪”；在《用人》中强调“释法术而心治，尧不能正一国；去规矩而妄意度，奚仲不能成一轮”“至治之国，有赏罚而无喜怒，故圣人极；有刑法而死无螫毒，故奸人服。发矢中的，赏罚当符”；在《有度》中提出“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辞，勇者弗敢争。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；在《孤愤》中指出“智术之士，必远见而明察，不明察，不能烛私；能法之士，必强毅而劲直，不劲直，不能矫奸”；在《五蠹》中主张刑罚轻重必须适配社会发展状况，要根据时代变化采取相应措施。

韩非还提出“事以密成，语以泄败”：游说者若在言谈中无意提及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，必招灾祸。游说的关键，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重之事、掩盖其眼中之丑事；唯有君主对游说者恩泽深厚，即便臣民非议也不加罪，且能让游说者直陈是非以正其身，才算游说成功。他以弥子瑕为例：依据卫国法律，偷驾国君车马者需处断足之刑。弥子瑕受卫君宠信时，曾诈称君命驾国君车马探望生病的母亲，卫君赞其“真孝顺，竟愿为母受断足之刑”；待弥子瑕失宠获罪，卫君却斥责“此人曾诈称我命擅驾我车，还将咬过的桃子给我吃”。由此，韩非认为，劝谏者、游说者必须先摸清君主的爱憎，再行游说。

韩非深刻地揭露了当时“儒生以文乱法，游侠以武犯禁”等社会乱象，提出“明君的治国方法，在于专行法治，而不是寻求智者”。但“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，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；对于臣下的行事，仅欣赏其名声而不责求成效”，以致“空谈耕作者太多，而真正耕作者太少；空谈打仗者太多，而真正披甲上阵者太少”。他指出，“人们的习惯想法，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。他们投靠私门贵族，以求免除兵役；用钱财贿赂当权者，以满足个人欲望、获取实际利益”。在他看来，打着仁义道德旗号的学者、衣冠楚楚的演说者、借外力谋私的游说之士、结党行事的刺客、通过贿赂逃避兵役者、制造劣质器具却牟取暴利的商人，都是国家的蛀虫。若不除掉这五种蛀虫、不广纳刚直不阿之人，国家沦亡、王朝覆灭便不足为怪。

秦王激赏

公元前234年，韩非的著作传入秦国。秦王读罢《孤愤》《五蠹》，激动地说：“哎呀，这书写得太出色了！若能与作者相见、交游，死而无憾。”他问时任客卿的李斯：“这是谁的著作？”李斯答：“是我的同窗韩非所著，他是韩国公子，现居韩国。”

此前，秦王曾下令驱逐六国来秦的人才，后在李斯劝谏下幡然醒悟。此时的他极爱才惜才，为见韩非，竟立即派大军攻打韩国。秦军压境后，韩王安得知秦王出兵的缘由与要求，五味杂陈：自己一直轻视的韩非，竟被秦王如此看重，甚至为此动武，岂非证明自己有眼不识泰山？他起初下令迎战，拒绝秦王的要求，待战事吃紧、形势危急，才不得已令韩非上书秦王，称愿“出使秦国”。

韩王安召见韩非，请求他出使后凭智谋“保韩弱秦”。但韩非已看清秦国必统一中国的大势，对这一要求，只用自己的法治理论予以规谏。

韩非出使秦国后，立即获秦王接见。然而，秦王在欣喜中渐生失望：擅长著述的韩非因口吃，并不善言谈。此后几次会谈中，韩非向秦王陈述治国之策，择要劝其“先伐赵而缓攻韩”。

据《战国策·秦策五》记载，韩非会见秦王前，已知姚贾被秦王拜为上卿、力阻四国伐秦之事，故在谈及治国方略时指出：“姚贾拿秦王的珍宝赠予荆、吴、燕、代，出使三年却无成效……愿大王明察。姚贾本是魏都大梁看门人的儿子，曾在大梁为盗，后在赵国为官又被放逐……重用此类人共商国是，绝非激励群臣之道。”

秦王召姚贾质问，姚贾承认送珍宝、为盗及被赵国放逐等事实，却以姜太公、管仲等人的经历辩称：“明主不计较臣下的过往，只看是否为己所用……即便外人非议，也不会轻信。”这番话打动了秦王，使其对是否重用韩非产生了疑虑，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

死于嫉妒

不料，李斯、姚贾见韩非受秦王赏识，内心妒火中烧。尤其是李斯，深知韩非的学问、见识远在自己之上，担心自身地位被取代，遂与姚贾在秦王面前轮番诋毁。李斯对秦王说：“韩非是韩国贵族，大王欲吞并各国，他终究会帮韩国而非秦国，此乃人之常情。如今大王未重用他，若让他在秦久留再放归，恐留后患。不如给他加个罪名，以法令之名处死。”

秦王闻言觉得有理，立即下令司法官员逮捕韩非，关入大狱定罪。李斯见状，赶紧派人给韩非送去一剂毒药，逼其自杀，还附信说：“秦国重臣对你不满，决定将你放逐，且不会让你轻易离开，你还是自行服毒吧。”

韩非想当面向秦王辩明是非，却已无能为力。不久，秦王幡然醒悟，后悔误听李斯、姚贾之言，赶紧派人去监狱赦免韩非，可惜韩非已被逼自杀。
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韩非死后当年，韩王安上书秦王自请称臣；三年后（公元前230年），韩王安在秦军强攻下降秦，韩国灭亡。后因韩国旧贵族在故都新郑叛乱，韩王安被秦王处死。24年后，李斯亦被赵高诬告谋反，遭秦二世腰斩。

捏造之罪

韩非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，因才学超群，遭李斯、姚贾嫉妒诋毁，最终被秦王下狱定罪。他的死，未经理法审讯，未受国法定罪，实为秦王、李斯、姚贾及司法官员共同制造的冤案与悲剧。正如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感叹：“申子、韩子皆著书，传于后世，学者多有研习。余独悲韩子为《说难》而不能自脱耳。”

西汉扬雄在《法言》中发问：“韩非作《说难》却终死于‘说难’……为何其行与言相悖？”他给出的答案是：“游说之难，正是他致死之因啊！”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则认为：“刑名有术，说难极知。悲彼周防，终亡李斯。”北宋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“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，爱其国以及人之国，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。今非为秦画谋，而首欲覆其宗国，以售其言，罪固不容于死矣，乌足愍哉！”

史料未明确记载当时司法官给韩非定的罪名，但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：“十年……李斯因说秦王，请先取韩以恐他国，于是使斯下韩。韩王患之，与韩非谋弱秦。”笔者估计，当时司法官定的罪，便是李斯所称的“韩王安与韩非谋弱秦”。正所谓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。商鞅变法后，秦国法律已十分严密，秦律中还设有“诽谤妖言”罪（指以不当言论迷惑君王），仅此一条便足以定罪。何况李斯早已向秦王明言“加个罪名处死”，秦王再后悔也无济于事。

对爱才的秦王而言，这可谓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”。对韩非来说，却是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。

正是：孤鸾衔玉出寒山，法理辉映星斗瞻。稷下雄文惊海宇，秦宫妙策慑朝冠。岂知同门妒深藏，云台飞短密网寒。铁槛星垂珠玉碎，咸阳月冷血泪残。痛思鸩羽锥心痛，忍看高才大狱翻。明知说难身易死，热洒天下碧血丹。

（作者单位：最高人民法院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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